第八届中国世界经济学科专家和中青年学者学术论坛暨第三届中国世界经济学会美国经济论坛(2021) 云端会议圆满举行

发布者:俞凡发布时间:2021-11-01浏览次数:15

大会主题演讲(上半)

1023日,由主办方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中国世界经济学会“美国经济论坛”、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主办,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承办的第八届中国世界经济学科专家和中青年学者学术论坛暨第三届中国世界经济学会美国经济论坛(2021)成功在线上举行。本届论坛以世界经济新变化与高质量发展为主题。

大会开幕式由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李小平教授主持。开幕式上,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李小平教授对各位参会专家、学者表示热烈欢迎。

随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覃红教授在开幕式上致辞并对各位专家学者的参与表示欢迎。覃红教授介绍了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建立以来所取得成绩以及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科的发展现况,并代表学校向在座的各位专家长期以来对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大力支持表示诚挚的感谢,也希望大家一如既往的关心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关心我们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经济学科。覃红教授还提到,当前我们中国正处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的重要时刻,所以我们也深刻认识到,要把握新发展阶段,是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新现实。面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新任务、新的要求,探究中国高质量发展的理论指导和科学路径,是高校和科研机构的职责所在,也是经济学科专家学者身兼的历史使命。在此背景下,本届论坛以世界经济新变化与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如期召开恰逢其时,具有重要的意义。高质量发展是十四五乃至更长期我国经济发展的主题。覃红教授希望各位专家学者围绕论坛主题进行充分交流,深入探讨,畅所欲言,不令建言发现、发表真知灼见,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形成中国参与世国际竞争与合作有新优势、贡献智慧和力量,为推进我国经济创造性引领性改革提供科学的指引和有力的支撑。覃红教授最后预祝本次论坛取得圆满成功。

第二位在开幕式上致辞的嘉宾是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副会长、中国美国经济学会会长、武汉大学资深教授张彬教授。张彬教授首先对各位专家学者的参与表示热烈欢迎和衷心感谢,并表示虽然由于近期疫情的关系,此次学术会由线上线下转为线上,但今天仍然能顺利召开,从而探讨世界经济新变与中国高质量发展问题,这是学者们对学术探求的热情所致,也是为中国经济蓬勃发展贡献自己的智慧所致。张彬教授提到,2020年全球新冠疫情爆发以来,世界经济与政治不断呈现出新的变化特征,各国经济发展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我们正处在百年未知有大变局时期。自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高质量发展以来,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而高质量发展也是当下中国所面临的重要任务。那么在新冠在全球新冠疫情仍然持续利全球化趋势抬头等不利因素影响下,中国该如何保持高质量发展态势,如何通过更好的融入世界经济系统来实现高质量发展等一系列紧迫又重大的议题,仍需要深入的研究。与此同时,中美两国分别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其经济关系一直备受学术界的关注。近期,中美高层在瑞士苏黎世进行了会晤与视频通话,这使得中美关系的未来走向再次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因此,张彬教授表示期待专家学者们在深入探讨中美经贸关系发展与走向美国经济新变化影响中提出自己的真知灼见和独到见解,为中国参与全球经济发展互利共赢建言献策。最后,张彬教授对承办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为此次会议的顺利召开所付出的辛勤努力表达了感谢并预祝大会圆满成功。


第三位在开幕式上致辞的嘉宾是主办方之一,复旦大学文科科研处副处长罗长远教授。罗长远教授首先代表复旦大学和复旦大学文科科研处祝贺论坛的隆重召开并且感谢与会学校以及各单位、期刊,和各位教授及各位专家和学者对论坛的支持,对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复旦大学事业经济研究所的支持,并期待大家的继续支持。罗长远教授最后预祝论坛顺利完成完美的收官。

大会主题演讲上半阶段,南开大学《南开经济研究》主编李坤望教授,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贸学院院长黄建忠教授,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国际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陆毅教授,复旦大学文科科研处副处长罗长远教授,中山大学国际金融学院院长黄新飞教授,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沈国兵教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李小平教授等七位专家学者先后进行了主题演讲。

论坛大会的上半场主题演讲由南京大学商学院副院长于津平教授主持。

收入分配与内循环:基于结构模型的量化分析

南开大学《南开经济研究》主编,李坤望教授

李坤望教授的演讲内容为“收入分配与内循环:基于结构模型的量化分析”,主要在双循环新发展的背景下,探讨了收入分配和内循环之间的内在联系。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状况下,亟待解决的是国内的消费动力问题,而扩大以消费为代表的内需更是畅通国内大循环的“战略基点”。然而,仅考虑通过居民收入来提升消费这一观念可能是低效的,更为重要的是如何解决收入分配差距对居民消费造成的制约。为此,研究使用了结构建模与量化分析的方法,考察了收入不平等与消费之间的关系,同时探究了收入差距对消费水平与结构的影响。其结论显示,收入下降对低收入群体的影响程度是最大的,对高收入群体的影响则并不显著。

 

 国际经济学视角下的数字经济若干问题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贸学院院长黄建忠教授

黄建忠教授以“国际经济学视角下的数字经济若干问题”为题,进行了专题发言。他指出,学界目前虽然对数字经济已经有了更为清晰的认知,但相关的理论基础却仍待发展,因此需要结合传统理论分析方法来加深对数字经济的理解。之后,黄建忠教授阐述了数字经济下的“中国特色”,并指出我国数字经济对实体经济的加杠杆能力十分强劲,这意味着只要因势利导,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将为我国实现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和总体经济实力快速赶超美国创造有利的条件。但是,我国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也带来了某些“脱实向虚”的危险倾向,若任其发展,将对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构成威胁。此外,我国数字经济发展还存在明显的区域、部门间的不平衡、不充分现象。如服务业数字经济发展快于制造业、数字产业化快于产业数字化,以及东部沿海地区的数字经济发展显著地快于西部地区等。

 

Productivity Gains from Trade: Bunching Estimates from Trading rights in China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国际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陆毅教授

陆毅教授以“Productivity Gains from Trade: Bunching Estimates from Trading rights in China”为题,进行了专题发言。他指出,中国在2000年以后,企业进出口权的获取主要取决于企业的注册资本,当注册资本高于一定额度时,企业就能获得进出口权。基于上述政策背景,陆毅教授通过使用聚束分析(Bunching Method)方法以及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进出口数据,来实证检验了进出口权政策对企业进出口贸易的影响。具体来说,通过识别企业在2002年为获得进出口权而调整注册资本的行为来构造实验组,从而检验了上述政策对企业进出口贸易额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对于受政策冲击而增加注册资本的企业,其进出口贸易规模出现了显著的上升,这意味着企业在获得进出口权后,增加了其进出口行为。之后,研究还对上述政策的影响渠道进行了多方面的深入分析,其中包括生产率、公司贸易行为以及工资等。

 

后发优势与对外投资:来自中国的证据

复旦大学文科科研处副处长罗长远教授

罗长远教授以“后发优势与对外投资:来自中国的证据”为题,进行了专题演讲。他指出,近年来,中国OFDI的显著特征表现为对发展中国家的OFDI金额有明显提升,而这也产生了一个关键问题,即中国企业为什么能在市场环境发展不完善的经济体进行投资。通过理论建模与分析,他发现,企业为应对市场不完备所作出的资源投入与东道国的制度环境之间存在替代关系。这意味着,在东道国市场环境较差的状况下,如果企业可以通过投入资源来应对其市场不完备问题,则能够缓解市场不完备或者制度缺失对其造成的不利影响。为了进一步验证上述理论结果,罗长远教授结合了市场环境数据和企业微观数据来进行了实证分析。具体来说,通过对上述两类数据进行匹配,从而对企业应对市场不完备的资源投入、东道国市场环境以及FDI投资频次进行了回归。实证结果显示,对于具有应对市场不完备经历的企业而言,其更擅长在市场不完备的国家进行投资;对于高生产率的企业而言,其更倾向于在市场相对完备的国家进行投资。

 

中国对外援助、隐性担保机制与企业直接对外直接投资

中山大学国际金融学院院长黄新飞教授

黄新飞教授以《中国对外援助、隐性担保机制与企业直接对外直接投资》为主题,发表了专题演讲。他指出,随着全球经济的深度融合以及中国经济地位的不断提升,我国对外援助和对外直接投资(OFDI)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与此同时,逆全球化、贸易保护主义及地缘政治冲突等诸多外部负面因素也依然存在。考虑到中国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的风险承受能力仍然有限,因此如何促进中国企业更好地“走出去”将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理论上,国家对外援助可以为企业在受援国的投资提供隐性担保,并通过降低投资风险来促进企业OFDI规模。那么,中国对外援助是否通过隐性担保机制对中国企业通过直接投资进入外国市场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对此,黄新飞教授通过使用单一国家对外援助和该国企业在受援国投资的数据,考察了对外援助对企业层面OFDI的影响。该方法不仅明确及统一了对外援助与OFDI的来源,同时还避免了国家层面OFDI变量加总所产生的偏误,进而通过企业维度的特征差异来识别对外援助对企业OFDI的影响机制。基于实证分析,黄新飞教授发现,国家对外援助可以为企业在受援国的投资提供隐性担保,进而通过降低投资的负面影响,来推动企业走出去。另一方面,在“一带一路”的建设过程中,坚持对外援助有利于我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建立友好的政治关系,促进双边友好和互利共赢,降低我国企业海外投资风险与成本,使企业更好的“走出去”。

 

互联网技术如何影响中国企业产品多元化

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沈国兵教授

沈国兵教授就“互联网技术如何影响中国企业产品多元化”主题发表主旨演讲。 据《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2021年)》统计,2020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达39.2万亿元,同比名义增长9.7%20213月,“十四五”规划提出“促进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在此背景下,沈教授认为,面对国际贸易摩擦风险上升,实施贸易多元化战略来推动出口产品多元化,对于稳定贸易、开拓企业利润空间和促进经济增长变得愈发重要。在数字经济背景下,互联网技术能否助推我国贸易多元化?研究表明,企业互联网技术应用在统计上显著地增加了企业出口产品种类多元化。并且,互联网技术应用降低了信息成本,直接推动了企业新产品开发,间接促进了企业外贸产品多元化。据此,大力发展跨境电商和网络交易数字平台,提升我国企业外贸产品多元化水平,以期拓展企业市场空间,提升国际竞争力。

 

进口竞争会促使企业更加环保吗?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李小平教授

上半场主题会议的最后一位发言人是李小平教授,他以“进口竞争会促使企业更加环保吗?”为主题发表专题演讲。近年来,我国高度重视环境污染问题,并在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中,明确提出了要持续减少主要污染物排放的要求。在空气污染物当中,以工业二氧化硫为代表的国家污染排放是主要的污染源。这一污染排放主要和以下两类行为有关系:第一种是国内生产的相关因素;其次则是国际间的经贸往来。近年来,我国进一步扩大进口开放程度,进口贸易的增长不仅满足了国内消费者的需求,同时也为企业行为带来了一些影响。李小平教授指出,上述影响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进口竞争行为会加剧企业所面临的市场风险,影响到企业投入产出的规模;另一方面,进口竞争会加速企业对生产技术的升级与改造,从而影响其污染排放规模。之后,李小平教授基于企业微观层面数据,以扩大进口开放的四角区域作为切入点,重点考察了进口竞争对企业二氧化硫排放行为的影响。研究结论提出了三种机制,第一种是进口竞争通过减少污染物的投入,来减少二氧化硫的产出和排放总量;第二种机制是进口竞争通过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来减少二氧化硫污染物的排放。第三种机制是技术升级,进口竞争会促使二氧化硫排放量较大的企业逐步退出市场,从而减少该类污染物的



大会主题演讲(下半)

大会主题演讲下半阶段,湖南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党委书记祝树金教授,厦门大学经济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系主任彭水军教授,南开大学教务处副处长周申教授,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院长余振教授,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世界经济系副主任李志远教授,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贸学院副院长高运胜教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代谦教授等七位专家学者先后进行了主题演讲。

大会主题演讲的下半场由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贸学院院长黄建忠教授主持。

 

环境规划、产品质量与企业竞争策略

湖南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党委书记祝树金教授

祝树金教授以“环境规划、产品质量与企业竞争策略”为主题,发表了专题演讲。他指出,在中国经济发展历程中,一直都存在着严重的环境问题。这些问题不仅对居民健康构成了威胁,同时也造成了经济损失。虽然中国也在出台相应治理方案,但主要集中于生态治理方面,对环境问题造成的经济损失反而关注较少,并且缺乏环境规划对我国企业影响的研究。为了考察环境规划对中国工业企业行为或绩效问题的影响,祝树金教授从下述两个方面进行了研究,分别包括:企业的差异化竞争策略选择,以及环境政策影响的区域差异。研究结果发现:第一,环境规划整体上提升了中国出口产品质量,提高了出口竞争力,有利于外贸转型升级。第二,环境规划通过淘汰企业低质量产品,促进企业资源再配置及产品转换实现整体质量升级。第三,环境规划对出口质量的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对低端产品的淘汰和替换上,对高端制造效果不明显。第四,环境规划对企业贸易福利的影响会因企业竞争的不同而存在差异,采取质量竞争策略的企业的贸易福利短期内是受损的,采取成本竞争策略的企业短期内维持了其加成率。

 

排污权交易政策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创新补偿还是产品替换

厦门大学经济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系主任彭水军教授

彭水军教授以“排污权交易政策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创新补偿还是产品替换”为主题,发表了专题演讲。他指出,长期以来,中国经济的发展依赖于高污染、高消耗、高投入的增长模式,因此伴随着经济快速增长的负面效应是环境问题的恶化及污染问题的突出,为此政府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环境规制政策。但是早期环境规制政策多采取“关、停、并、转”等强制手段,没有考虑到地区差异且不利于资源配置。因此20世纪80年代后期中国开始引入排污权交易政策,从初期搭建法律基础至真正试点实践过程中,政策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与此同时,当前贸易环境变化,中国依靠低价优势推动贸易增长的方式不可持续,因此中国必须寻求增长模式转变,由依赖低价低质的初期发展阶段转为自主创新、提升出口产品质量的长期发展阶段。面对我国环境规制政策的实施及变化,企业会相应做出生产调整以应对市场变化。为了理解与检验上述变化背后的运作机制,彭水军教授以2008年中国开始施行SO2排污权交易试点政策这一冲击构造准自然实验,运用DID方法考察环境规制政策对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SO2排污权交易试点政策显著促进了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主要是通过企业的创新补偿效应和产品转换效应两个渠道得以实现:SO2排污权交易试点政策实施背景下,企业生产成本上升,企业为了维持自身市场竞争力及实现利润最大化目标,一方面会加大研发创新,从而促进企业生产率提升,降低生产成本进而促进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另一方面会进行企业内部资源再配置,也就是进行产品转换,创造新的出口产品种类意愿下降,而剔除高污染产品及低质量产品等不再具有竞争优势的产品种类动力提升,企业资源向少数产品种类倾斜,且为向具有出口竞争优势的高质量产品倾斜,从而提升企业整体层面出口质量。此外,试点政策对本土企业的出口质量升级的促进效应相对外资企业而言更大,环境执法力度越严格,试点政策促进企业出口质量升级的效应越强。

 

高铁开通、劳动力要素与我国FDI区位分布

南开大学教务处副处长周申教授

周申教授以“高铁开通、劳动力要素与我国FDI区位分布”为主题,发表了专题演讲。他指出,我国交通基础设施近年来发展迅猛,尤其是作为新型交通基础设施的高铁,已经对我国的区域经济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与此同时,我国的FDI流入在总体上处于较高水平,但在地区分布上却长久呈现出不均衡的发展现象,可能对我国区域协调发展产生了一定影响。为了理解高铁开通对我国FDI流入和分布的影响,周申教授以新经济地理学理论为基础,使用中国20062015286个地级市样本的面板数据,将高铁开通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运用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法(PSMDID)考察了高铁对于我国FDI地区分布的影响效应,并重点从劳动力要素流动的视角进行了影响机制分析。结果表明,高铁开通总体上有利于促进我国FDI的流入,但对不同地区与不同城市的影响具有异质性:相对于东部地区和大城市,高铁对于我国中西部地区与中小城市FDI流入的影响效应更加显著和重要;劳动力要素更顺畅流动是高铁开通影响FDI流入与地区分布的一条关键机制;高铁开通所带来的扩散效应很可能大于集聚效应,并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改善目前我国FDI区位分布不均衡的状况。

 

中美从“脱钩”到“再挂钩”的经济逻辑与启示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院长余振教授

余振教授以“中美从“脱钩”到“再挂钩”的经济逻辑与启示”为主题,发表了专题演讲。他指出,自2018年以来,中美贸易摩擦不断,两国间“脱钩论”以及“挂钩论”的讨论一直存在,如何正确看待目前中美的经贸关系并积极应对是一个重要的主题。从“脱钩论”来看,目前的这种“脱钩”现象是美国为了寻求自我保护、改变竞争格局、对华进一步施压而采取的一种主动减少双边经贸依赖程度的行为。这种行为和美国“经济学派”思想,“孤立主义”政治思潮和文化宗教上的“美国例外论”有着密切联系。就特朗普政府和拜登政府的实际表现而言,“脱钩论”的政策表现比“挂钩论”更加明显。为了“脱钩”,在贸易领域,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商品征收惩罚性关税,拜登政府也可能会继续保持;在产业链领域,二者都采取了限制中国资本对美投资,并重构以美国为中心的产业链;在科技领域,保持美国相较于中国的科技竞争优势依然是两届政府的关注重点。而“再挂钩”的这一分析还并未在实际落地的经贸政策中得到落实。

从“脱钩论”到“再挂钩”的经济逻辑分析来看,由于中美两国在经济联系上的“离心力”和“向心力”一直存在,所以单方面的“脱钩论”和“挂钩论”都是短期的局部的相对的,而对于拜登政府的“再挂钩”的表述也只是一种短期回调。余震教授就中美目前的经贸摩擦给出了政策建议:第一,中国需要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构建“双循环”发展格局,提高经济发展质量与韧性。第二,中国需要充分发挥中美之间的“向心力”,通过维护和拓展双方共同利益,来减少中美对抗带来的风险。

 

区域性“全球价值链”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世界经济系副主任李志远教授

李志远教授以“区域性全球价值链”为主题,发表了专题演讲。他指出,虽然全球价值链的概念已经被学界普遍接受,但在实践过程中仍然具有讨论的空间。目前依然存在着以下两个问题:第一,现在国际间的价值链长度是否真正达到了全球价值链的水平?第二,如果还没有达到,那么它距离全球价值链的水平还有多远?李志远教授考察了1995-2014年全球中间品进口距离的变化趋势,以测量目前全球价值链的长度是否符合全球性价值链的水平。研究发现:1995-2014年全球平均进口距离并没有明显提高,始终维持在4800km左右。这与全球价值链的理想进口距离约有1600km的差距,明显短于理想状态。与此同时,现实情况中更多的国家倾向于从距离更近的国家进口产品。这说明当前的“全球价值链”实际上是一个区域性的“价值链”。此外,这种区域性的“全球价值链”还会对各国签署的区域性贸易协定产生影响。中间品进口会影响到两国间签订自由贸易协定时对两国间距离的敏感性,一国进口中间品的距离越短,那么该国越倾向于与距离更近的国家签署自由贸易协定。这说明了“全球价值链”的区域特性有助于各国达成区域性的自由贸易协定。同时也表明,近年来多边贸易制度的进一步发展陷入了僵局,而区域性一体化关系则趋于蓬勃发展。

 

服务贸易限制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贸学院副院长高运胜教授

高运胜教授以“服务贸易限制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为主题,发表了专题演讲。他指出,“中国制造”目前面临着“低端锁定”和“高端封锁”的双重困境。在这种情况下,生产性服务业一方面可以为制造业所提供服务价值,并通过中间投入嵌入到出口制成品中,这有利于提升产品的要素复杂度和贸易附加值,实现价值链上游的攀升;另一方面,相比于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更容易受到限制,对制造业起到的更多的是间接作用。相较于以往服务贸易限制被认为会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起到负面影响的研究而言,高运胜教授研究发现:第一,服务贸易限制会提升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并对发展中国家影响更明显;第二,服务贸易限制会促进制造业前向融入价值链,但不利于后向价值链的改善;第三,传统服务贸易限制对于制造业价值链地位的提升作用大于现代服务业,对于中、高技术制造业的提升作用大于低技术制造业。基于上述结论,高运胜教授提出了如下四点政策建议:第一,我国应该正视服务限制影响,加快制造业转型升级,扩大中间品生产,从前向方式融入全球价值链;第二,合理规划产业布局,扩大制造业和服务业深度融合,尤其是高技术制造业服务化进程;第三,完善服务业竞争机制,加强人才队伍建设;第四,有序推进服务业对外开放,尤其是扩大人员流动和推动投资准入限制的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对外开放,提高对下游制造业的技术溢出作用。

 

近代中国之工业化滥觞:军事冲击与洋务运动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代谦教授

代谦教授以“近代中国之工业化滥觞:军事冲击与洋务运动”为主题,发表了专题演讲。他指出,从近代到现代,中国逐渐从落后封闭的国家成长为开放自由,工业完备的世界大国。那么中国的工业化为什么能取得成功?中国早期的工业化为什么能发展起来?非原生国家如何转向工业文明?这些都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从史实考究可以发现,虽然“一五计划”是在国家层面完全开展工业文明的标志,但也是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是中国工业文明转型的历史片段。而中国工业化的起源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晚清洋务派开展的洋务运动。其开展原因主要在于国内太平天国的建立和外国侵略者的军事冲击,导致国内对西式武器的需求大增。这促使了洋务派引进西方先进生产技术,创办新式军事工业,并最终建立起了以军事工业为核心的早期工业体系。在此基础上,可以将洋务运动分为三个阶段。分别为:“湘淮”背景的巡抚兴办军工企业的时期,“湘淮”背景的巡抚兴办上下游企业的时期,民营外资企业大量进入工业体系的时期。经过分阶段回归分析后,发现洋务派对中国早期工业化发展的确起到了重要作用,并且外界因素对工业化的影响是通过洋务派发挥作用的。该分析表明,农耕文明内部均衡需要内部冲击打破。军事冲击和军工企业的建立成为近代中国工业化的历史契机。外部因素是前提,内部因素是根本,洋务运动就此成为近代中国工业化之起源。

 

 


平行论坛

中国经济专题分论坛在《China & World Economics》编辑部主任宋锦的主持下顺利进行,分论坛采用在线研讨模式,由四位学者对其成果进行汇报研讨。

首先,中山大学岭南学院李兵副教授以《FDI对中国内资企业创新质量的影响——基于专利引用数据的经验证据》为题进行了报告,文章首次使用中国专利引用数据展示了对外直接投资(FDI)对于中国内资企业创新质量的积极推动作用。随后,来自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的宋颜希硕士生在《智慧城市能成为出口增长的动能吗?》研究中发现,智慧城市显著促进了城市出口规模的增加,智慧城市建设基于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通过提升城市创新水平、全要素生产率和信息化水平形成的信息效应、配置效应和创新效应推动了城市出口。接着,浙江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王霞汇报了其研究成果《美国对华贸易干预措施对中国制造品出口的影响》,通过对美国对华贸易新政策的思考,揭示了美国对华制造品出口的贸易壁垒措施可能存在的双重标准问题。最后,来自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的万筱雯博士生作了题为《双循环格局下企业跨国并购能释放绿色创新能力吗?》的汇报,文章聚焦中国双循环发展新格局下跨国并购对中国企业创新发展的影响,发现跨国并购能够通过生产率效应和海外业务扩张效应激发中国企业的绿色创新潜力。鲍晓华教授、林相森副教授和袁华锡副教授对专题汇报的文章质量给予了高度评价,并在此基础上给出了相关修改意见,分论坛在热烈的学术讨论中结束。

技术与创新专题分论坛在《财经研究》编辑部副主任邱国景的主持下进行,由四位学者对其研究成果进行了汇报。首先,上海大学经济学院何树全教授以《技术进步与收入不平等:基于meta分析的研究》为题进行汇报,何教授通过使用meta分析,研究发现:技术进步总体上有利于缓解收入不平等现象,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国家,技术进步缓解收入不平等的效用越大。随后,来自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的何适副教授在《碳中和碳达峰目标下环境信息披露与企业碳减排:有效性及机制检验》的研究中发现,环境信息披露政策能够有效地促进企业进行碳减排,而环境规制对低能耗的企业的碳减排效应更加显著。接着,来自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的史怀琪硕士生汇报了其研究成果《偏向性技术进步适宜性的测算及其跨国比较》,研究基于适宜性理论,采用标准化CES生产函数,构建了偏向性技术进步适宜性水平的测度方法;同时,比较了样本国偏向性技术进步的适宜性趋势及其演变规律。最后,宁波大学商学院的杨文豪硕士生做了题为《反倾销抑制了出口企业创新吗?基于对外投资和出口网络视角的研究》的汇报,研究基于动态视角,使用多期DID方法进行实证回归,发现反倾销总体上对企业的出口创新行为具有积极的影响,同时,对异质型企业又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彭水军教授、佘群芝教授和吴珊珊副教授对专题汇报的文章做了精彩的评价并给出了中肯的修改意见。至此,技术与创新专题分论坛取得圆满成功。

金融专题分论坛在《中国财经经济出版社》编审吕小军的主持下顺利进行,分论坛采用在线研讨模式,由四位学者对其成果进行汇报研讨。首先,来自于南京财经大学国际经贸学院的李宏亮老师,分享了题为《城市商业银行设立与本地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对城市商业银行的设立与本地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的关系进行探索性研究。随后,来自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黄赛男副教授在《The extreme capital outflows and current account reversals : the role of trade openness 》的研究中发现,经常账户的逆转在开放经济程度高的国家产生的效果更加的显著,同时也得出,本国资本的流出比外国资本的流出,产生的影响更为显著。接着,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生王馨平汇报了其研究成果《套期交易超额收益可以通过巴萨效应解释吗》,通过对23国样本进行长面板回归和面板平滑转换回归,发现巴萨效应通过汇率渠道正向支撑套息收益:人均GDP提升越快的国家,货币有显著的升值趋势。同时利用非线性协整模型发现中国人均GDP增速与超额套期收益间同样存在正向的长期均衡关系,人民币套息交易同样也受巴萨效应影响。最后,来自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贸学院的硕士生姜钰坤作了题为《贸易自由化异质性对中国出口企业汇率价格传递率的影响》的汇报,文章的创新点在于着重阐述不同种类关税基于出口目的地市场势力的异质性,对于出口企业的汇率价格传递率的影响,开辟了新的研究内容,以及本文揭示贸易自由化异质性对于出口企业的汇率价格传递率的影响机制。祝树金教授、李志远教授和谢靖副教授对专题汇报逐一给出了修改意见,分论坛在热烈的学术讨论中结束。

全球价值链为专题的分论坛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潘安副教授的主持下顺利举行,分论坛采用在线研讨模式,由三位学者对其成果进行汇报研讨。首先,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的龚同博士生以《全球化力量重塑区域主义——全球价值链分工与 区域贸易协定网络形成》为题进行了报告,该研究基于社会网络分析使用指数随机图模型,在考虑结构依赖性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地考察全球价值链演变在区域贸易协定网络形成中的影响机制。随后,来自上海大学悉尼工商学院的陈跃刚副教授在《全球价值链视角下服务贸易出口增加值份额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中发现,中国服务贸易在深入地参与全球垂直分工体系,逐步向全球价值链的上游位置迈进,中国服务业在全球价值链上地位提升主要来自于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发展。服务业出口增加值份额能显著地促进中国服务业的快速增长。接着,吉林大学经济学院的马晓丽博士生做了题为《国内价值链网络的结构特征及影响因素——基于社会网络分析法的研究》的汇报,文章通过构建NVC网络,运用整体网络分析、个体网络分析、凝聚子群分析、影响机制分析四种分析方法探讨了制造业国内价值链网络的结构特征以及形成的影响机制。清华大学经管学院教授马弘老师和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副教授余娟娟老师对专题汇报的文章内容给予了高度评价,并在此基础上给出了相关修改建议。最后,分论坛在精彩的发言与研讨过程中圆满结束。

贸易网络与政策专题分论坛在《世界经济》编辑部主任毛日昇的主持下顺利进行,分论坛采用了线上研讨模式,由四位学者依次对其成果进行汇报讨论。首先,来自湖北大学商学院的喻春娇教授对《区域生产网络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联动发展》进行了报告,文章通过构造联动系数的方法,探讨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联动的动态变化情况以及生产网络分工对于中国和沿线国家联动发展的影响。随后,北京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李侨敏讲师汇报了题为《Can behind-the-border measures in FTAs benefit domestic firms?》的文章,选择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为论文研究的自由贸易协定,构建了企业异质性FDI-CGE模型进行研究,发现边界后措施能通过增加企业数量、增加国内外销售额或减轻进口竞争带来的负面冲击,使国内企业受益。接着,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的谢晓晴硕士生做了题目为《进口自由化提高制造业出口竞争力了吗:基于性价比视角的研究》的汇报,从产品性价比的视角构建出口竞争力的分析框架,发现中国加入WTO对制造业企业的出口竞争力产生了冲击,以及进口自由化的加深可以显著促进制造业企业出口竞争力。最后,来自合肥工业大学经济学院的盛伟硕士生在《贸易协定网络、制度环境对专利出海的影响机制——挤出效应和补偿机制》研究中,基于USPTO数据库的国际专利数据,检验了贸易协定网络对于专利出海的直接和间接影响大小、差异性和作用渠道,从制度环境视角剖析中国构建制度优势和推动高质量创新的新路径。在四位学者汇报结束后,樊海潮教授、陈勇兵教授和袁凯华副教授依次对专题汇报的四篇文章进行了点评。经过一个半小时的精彩发言和研讨,分论坛顺利完成全部议程。

数字经济服务专题分论坛在安徽财经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院长邢孝兵教授的主持下顺利进行,分论坛采用在线研讨模式,由四位学者对其成果进行汇报研讨。首先,南京审计大学经济高级研究院硕士生吴婷以《数字经济与城市产业结构升级——基于就业供给和消费需求双角度分析》为题进行了报告,文章以中国各地级市为主要研究个体,采用腾讯研究院所编制的数字中国指数作为数字经济的代理指标,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显著促进了产业结构高级化,但未显著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随后,来自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工商管理学院硕士生高重阳在《保留价格、供需匹配与外部循环内部化的潜力、短板及福利估计》研究中发现,在实现外部循环内部化的战略后,需求者福利将会得到改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福利存在显著下降的趋势,这是国际分工深化的必然结果。接着,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生张海鹏汇报了其研究成果《投入服务化能否推动中国出口企业的绿色升级——来自异质性视角的经验证据》,研究发现,制造业投入服务化可以显著降低出口企业的排污强度,制造业投入服务化对于出口企业排污强度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异质性。最后,来自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硕士生李媚媚作了题为《数字普惠金融与中国企业的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汇报,文章聚焦如何采取切实措施提升中国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有助于提高中国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最后,伴随着毛艳华教授、周申教授和易会文副编审的逐一点评,数字经济服务专题分论坛圆满结束。



世界经济主题演讲

世界经济主题演讲在西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尹忠明的主持下顺利进行,七位学者对其研究成果进行汇报研讨。

新冠肺炎疫情与中国稳外贸战略对策

重庆大学社科部副主任姚树洁教授

全球疫情对国际贸易造成了不小的冲击,美国、欧盟、英国、俄罗斯、巴西和印度等主要经济体和疫情重灾区国家遭遇了巨大的出口贸易损失。中国也面临着供给侧威胁,国外工厂停产,GVC上游供应链中断阻断了中国汽车、电子产品等的供应链;另外,疫情中断了世界各国的非医护人员往来,全球服务贸易面临着巨大的冲击。

与此同时,中美贸易摩擦升级,贸易战演变为科技战、金融战,逆全球化去中国化盛行,发达国家可能会吸引外资和促使资本回流,中国国际贸易面临着更大的冲击。面对这样的国际环境,我们提出了双循环的战略格局来积极应对。在全球经济萎缩的情况下,中国2020GDP增长了2.3%,进出口总额都有较大幅度增长,我国的进出口贸易顺差更是创造了新高,出口份额也进一步提高。对此,姚树洁教授认为,需要做出稳外贸战略对策:一是,展示大国形象,夯实信赖基础,强化国际合作;二是,调整产品方向,适应需求变化,保住发达国家市场不丢失;三是,加强贸易和投资分化,减轻对发达国家市场的依赖。

 

Dual Circulation, Economic Growth and China’s Participation in the Global Value Chain

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邱斌教授

全球价值链一直以来都呈现碎片化的状态。从复杂的全球价值链贸易网络可以看出,2000年至2017年,中心度高的国家发生了一些变化:2000年,德国、日韩与美国分别成为了欧洲、亚洲和北美的中心;2017年后,德国在欧洲的位置有所加强,中国成为亚洲生产网络中心,北美仍是美国为中心。针对服务业来看:2000年中国处在相对边缘的位置,日韩、美国分别是亚洲和北美的全球价值链贸易网络的中心,2017年,亚洲地区服务业中心度最高的是新加坡而不是香港,主要因为新加坡发展程度从很多方面都超过了香港。

基于特朗普加征关税以及新冠肺炎大流行的背景,邱斌教授考虑中国采取应对措施、中美脱钩对国民福利产生的影响。研究发现,脱钩的影响最大,其中中国的损失超过了40%,而美国的损失也接近中国,脱钩也会使全球价值链更加碎片化。结合最新的文献发现,未来全球价值链将会出现更多的碎片化。在危机和之后的衰退期间,与外国直接投资有关的价值创造的增长速度要比与贸易有关的价值创造增长更快;主要的制造业大国的产出都更依赖于中国的投入。

 

技术性贸易壁垒与中国企业出口调整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刘青教授

在理论层面,技术性贸易壁垒对于出口方的影响包括正向和负向两个方面。为了厘清技术性贸易壁垒对中国企业的影响,刘青教授利用2000-2010年海关微观企业出口交易数据,检验发达经济体对华技术性贸易壁垒对我国出口的总体影响,及其对我国微观企业出口二元边际和产品质量升级的影响和实现机制。研究发现:(1)壁垒冲击并未削弱中国总体出口,相反地,遭遇壁垒后中国出口价值、数量、出口企业均呈现净增加效应;(2)企业显著的优胜劣汰提质升级动态调整,促进了我国出口逐渐向搞技术密集型产品和出口高质量产品的企业集中;(3)壁垒后净效应存在多个维度的异质性,比如与企业所有制特征相关,出口质量显著变化的净效应主要出现在国有和私营企业中。

因此,发达经济体对华技术性贸易壁垒是一把双刃剑,对中国出口企业出口存在优胜劣汰效应和提质升级效应。面对发达经济体的技术性贸易壁垒,如何应对,如何缓解,这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

 

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

吉林大学经济学院院长丁一兵教授

全球价值链分工使其集成者和参与者获得了分工利益,同时,其收入分配效应也值得充分重视。目前全球价值链存在几个突出现象,其中收入分配结构,特别是劳动收入份额对可持续增长的影响尤为值得关注。那么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对于劳动收入份额是否存在一定的影响?这种影响存在怎样的异质性特征?

丁一兵教授参照鲍德温和罗伯特(2014),建立了一个两国两部门两要素的模型,研究任务贸易下的开放经济。并且建立了两个假说:(1)任务贸易与劳动收入份额的关系在新兴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体现异质影响;(2)这种异质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工资的中介机制实现的。根据理论假说,丁一兵教授选取了数据、变量与指标,进行实证分析,然后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内生性处理和机制检验。丁一兵教授的实证分析证实了理论假说,即任务贸易与劳动收入份额的关系在新兴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产生的影响是具有差异性的;这种异质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工资的中介机制实现。

 

国际经济风险传染与防范措施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包群教授

贸易开放带来的收益已经得到广泛认可,但未有学者对其弊端进行深入研究。事实上,经济体不可避免要承受过度开放带来的风险传递。包群教授基于Antras et al.(2012)构建的价值链分工位置测度指标,考察金融危机期间企业上游度对贸易风险传递的影响。研究发现:一方面,2000年以来我国出口企业的平均上游度水平总体呈现提高趋势,尤其是劳动密集型行业和东部沿海地区,出口贸易更有可能面临长鞭效应冲击(长鞭效应是指金融危机对处于价值链不同环节的企业出口贸易的冲击存在显著差异,越是处于上游段的生产者遭受的冲击程度越大);另一方面,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处于价值链相对上游的企业面临更高的出口风险,表现为更低的出口倾向、更少的出口额增长以及更高的出口市场退出风险。以2011日本大地震作为准自然实验,包群教授量化了自然灾害导致的进口链条的突然断裂,证实外部冲击对于中国出口尤其是出口质量方面的损伤。并且贸易关联度越大,冲击来的会越明显。因此,在价值链相互融合的情形下,一次冲击可能会长期影响贸易网络中的经济个体。

 

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新趋势

中山大学区域开放与合作研究院院长毛艳华教授

毛艳华教授从如下三个维度,进行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新趋势大会报告。

一、对外开放面临的内外部环境变化。首先,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和各国政策协调不足,严重冲击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全球价值链正在重塑,但疫情推动了数字化转型与数字贸易快速发展,服务贸易进一步扩张,因此后疫情时期全球化结构调整加速;其次,美国对华脱钩战略从全面脱钩选择性脱钩,美西方以共同利益和价值观作为经贸合作的前提。如供应链弹性计划Supply Chain Resilience Initiative, SCRI)与四国机制,旨在加强供应链合作,将中国排除出全球关键产业链供应链;最后,加快构建双循环发展新格局,是十四五时期适应我国经济发展阶段和竞争优势转变的主动选择,实施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利于推动全球开放合作,推动高质量发展与自主创新。

二、推动高水平开放的重大战略举措。应对内外部环境的急速变化,以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海南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珠海横琴合作区、深圳前海合作区和部分具有特色优势的自贸试验区等重大功能平台作为新载体,进一步聚焦改革、开放、创新主题,开展试验探索与压力测试,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经验,更好地服务新阶段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制度设计。

三、实施高水平开放的总体思路路径。以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为核心,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推进贸易创新发展,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包括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建立与服务业扩大开放相适应的新体制和新机制,加大数字贸易与数字经济规则探索,加强贸易投资自由化中的跨境监管协调和经贸规则衔接,推动创新能力开放合作,以构建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观推动共建一带一路

 

多样化集聚能否助力中国在全球生产中延链补链

上海财经大学商学院鲍晓华教授

随着新冠疫情的蔓延和全球出口市场的衰退,中央提出了六稳和六保的政策,因而也引出了延链和补链问题(延链是指向上下游延伸,补链也就是补缺失)。那么多样化集聚能否帮助中国争取到更多的生产环节?鲍晓华教授发现:(1)多样化集聚的确对延链补链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且其企业内部因素影响更大;(2)这一作用主要源于国内中间品投入和生产边界扩张,表现为国内增加值环节向上游延伸;(3)多样化集聚的影响会因企业贸易方式、生产经验、出口规模、一体化程度等方面的不同而存在差异。

与以往文献相比,鲍晓华教授对产业延链补链的研究进行了补充,强调外部因素,刻画区域内多样化的产业集聚如何影响中国企业在产业链中的位置;强调同一区域中不同行业之间的集聚,并将多样化集聚从传统的产业集聚分析的框架中剥离出来,以弥补相关研究的空缺;继而,在控制了专业化水平的基础上,关注多样化集聚如何影响产业链跨行业的行为。这一研究为理解新兴国家的贸易利得提供了重要启示。

 

 

美国经济主题演讲

美国经济主题演讲由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沈国兵主持完成,六名来自不同学校的知名学者分别对其研究成果进行了演讲,其他与会者展开了热烈讨论。

RCEP能否对冲中美贸易摩擦?

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马弘教授

十四五期间,中美经贸关系的不确定性是我国经济运行面临的最大外部风险。在此背景下,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是反击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捍卫全球自由贸易的有力举措。马弘教授通过分析中美贸易摩擦基本关税的演变情况和贸易格局,发现贸易摩擦会显著降低中美两国的双边贸易以及实际工资水平,美国实际工资水平下降有42%来自最终产品进口减少引致的福利减少,58%来自于中间投入品成本上升引致的福利损失;中国实际工资水平下降,36%来自最终产品进口减少引致的福利减少,64%来自中间投入品上升引致的福利减少。同时,中美贸易摩擦产生一定程度的贸易转移,即中国从巴西、墨西哥等国进口增加,美国从东盟进口显著增加。通过扩展分析,马弘教授发现在进一步扩大开放(即加入RCEP),考虑不完全竞争和规模效应后,加入RCEP能够从贸易额、工资水平以及福利水平上,缓解中美贸易摩擦带来的不利影响。

 

供应链安全与美国新贸易工具箱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王中美教授

基于美国最新贸易政策视角,王教授从三个问题进行供应链安全的探讨。一是普遍的供应链审查与关键脱钩的趋势。之所以要进行供应链的审查,是因为疫情反映出供应链安全问题,日益复杂的供应链使得作为采购方和发包方的跨国公司的控制力实际下降了,而地理集聚使得某些参与供应链的国家(如中国)的控制力太强。二是在对于美国对关键供应链审查的结果上,我国提出要建立一个更复杂更全面的贸易工具箱,而这个工具箱相对特朗普政府时期的关税以及301条款等来说更精准,其强调多部门合作、多方驱动和多阶段干预。最后讨论的中国的应对以及是否有反制的空间,只讲贸易战已经不足以涵盖中美的关系,在关键供应链日益脱钩的时期,我们仍然有深厚的工业基础,美国四大关键供应链都存在高度依赖中国的环节,全球约20%的工业制成品和中间品贸易来自中国,中国在精密仪器、机械制造、汽车及通讯设备等产品上的格鲁贝尔-劳埃德指数都高达0.5以上。但同时,中国也存在弱点,即中间品贸易影响力有待加强,加工贸易大进大出,两头在外,受东盟政治影响较大,在高逆差下反制能力有限。

  

National Sentiments in the US-China Trade War: The View from Box Office in China

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樊海潮教授

中国和美国的关系跨越文化、经济、技术和政治方面,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不仅体现在经济的方面还体现在文化的方面。在经济方面,中美贸易摩擦主要是通过施加关税带来影响,美国对中国施加关税之后,对中国一些没有施加关税的行业是否会产生影响?以及这种影响为什么会传递到不受关税影响的行业?樊海潮教授以观众是否去看影院的美国影片来表达其对中美贸易战的情绪,别出心裁的进行了回应。研究发现,美国在20177月对中国施加关税后,只会影响美国电影在中国票房的收入以及美国电影在中国的票房销售数量,并不会影响中国整体票房的收入,美国电影在中国票房的销售数量和收入不断下降,并且预计2018-2019年美国电影行业收入将损失30亿美元。基于上述分析,樊海潮教授认为中美贸易战的影响会传递到不受关税影响的行业,传递的原因主要是来自消费者情绪的变化。

  

贸易自由化、职业选择与个体收入不平等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经济贸易学院副院长孙楚仁教授

实质性推动共同富裕已经成为最高决策者的优先议程,新近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特别强调了共同富裕的社会目标,并坚定承诺为此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收入分配是党和中央一直重视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收入不平等整体上逐年上升,收入基尼系数在2008年达到了最高点,此后逐年下降,在当前中国进一步深化改革和扩大对外开放的情况下,理清贸易开放与收入不平等的关系十分重要。孙教授通过构造一个包含个体技能异质性、个体既进行消费选择又进行职业选择的贸易一般均衡模型,来分析贸易自由化对个体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研究发现,贸易自由化将导致经济总体收入不平等水平的下降,并通过如下渠道发挥作用。一是贸易自由化会导致工人内部、出口企业家内部的收入不平等增加,导致国内销售企业家的收入不平等下降;二是不同收入群体规模的变化:工人规模扩大,国内企业家规模缩小,出口企业家规模扩大;三是不同收入群体间收入增长幅度不同:高收入/中等收入上升,但增长缓慢;高收入/低收入、中等收入/低收入下降且下降幅度较大。

 

外需冲击与企业出口转内销

厦门大学经济学院陈勇兵教授

受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的影响,全球经济遭受重创,外需不振、订单减少等问题成为我国外贸企业面临最直接的冲击和挑战,推进出口转内销是外贸企业活下去的一个现实选择。陈勇兵教授从反事实角度考察了企业出口转内销的关系,利用2000-2006年美国对华反倾销措施这一自然实验作为企业出口额的工具变量,准确衡量了企业层面受到的特殊需求冲击,有效解决了外部需求如何影响企业出口与内销的决策这一因果识别难题。研究发现,负向外需冲击下企业确实存在明显的出口转内销现象,陈教授从两方面分析导致出口转内销间转换比率较低的原因:一是市场调整成本以及企业现金流短缺导致企业在转内销时受阻;二是人力资本强度低型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小型企业,在负向外需冲击下更倾向于转向国内市场销售,转内销企业自身竞争力较差。这一研究为精准帮扶外贸企业的具体政策实施提供了微观证据。

 

双循环新格局下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路径研究----基于双向FDI视角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杨波教授

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已成为当前中国经济建设的时代主题。目前来看,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整体水平虽有所提升,但仍存在区域发展不均衡现象。为此,中国可以通过双向跨境投资实现双循环畅通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一方面,中国可以通过双向跨境投资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基于双向跨境投资规模的扩大及其协调发展水平的提升,中国能够高效获取技术、能源等国内稀缺要素,充分发挥双向跨境投资的技术溢出、市场竞争与产业结构升级功能,实现国内资源优化配置,从而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另一方面,中国可以通过双向跨境投资的空间溢出效应,推动地区经济高质量均衡发展。双向跨境投资带来的先进技术、管理经验以及人力资本等稀缺要素资源,可以通过业务往来、人员流动、技术交流等跨区经济活动溢出并扩散到其他地区,带动其他地区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从而实现经济高质量均衡发展。

 

随着美国经济主题演讲的结束,大会进入闭幕式致辞阶段,闭幕式致辞由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刘刚研究员主持。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杨波教授进行大会总结,指出本次会议提出了很多新观点、展现了世界经济学会美国经济论坛的新高度。而后,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贸学院副院长高运胜教授进行了下一届学术论坛承办方领导致辞,他希望世界经济学会美国经济论坛以本次年会的召开为新起点,聚焦世界经济新格局与中国发展特色,奋力谱写世界经济学会美国经济论坛的新篇章,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发展做出积极贡献!